師共長技以滅共

革命：等待契机
(2016-03-23)
林贤治


不满是久积的柴薪，当它未及自燃的程度，便需要火种的点燃。这引火物，或引火的瞬刻，我们称为革命的契机。

每一个为旧制度所阻拒，未能进入“体制内”的社会阶级或集团都会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若要期待这种革命倾向明朗化，并达至高潮，就必须经历引发的阶段。引发就是寻找契机。契机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情势使然，是偶然性的发现。寻找契机看似“守株待兔”，所“待”实际上并非是消极的，“守”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准备、警觉和搜索。

这里存在一个“政治机会结构”问题。

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的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说到偶然性的作用：一只嚎叫的狗、去喝酒的时间早或晚一个小时、当时就读或留下第二天才读同一封信，都决定了一次奇袭的结果。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古希腊伊巴密浓达和派洛皮德将军对底比斯的控制，以及阿卡亚联盟统帅亚拉图对他的出生地西息昂的控制。

在革命史上，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倾向于相信革命的偶然性。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到法国大革命：“我曾想过，如果没有王后，也许就没有革命的爆发，也就不会出现武力冲突。国王将会与他的头脑清楚的谋臣们一起共进退。”至于美国革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在茶叶上征收的两便士的茶叶税，竟然因此改变了所有人民的生活。”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俄历）发生的契机，是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的面包一时脱销的缘故。2月23日，彼得格勒居民为此上街，接着引发大规模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组织，26日下令解散，杜马不但抗命，而且在乱局中要求沙皇退位。3月2日，随着沙皇退位，临时政府随即成立。至此，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宣告结束。

在历史家看来，这应当是史上最为自发的、无领导的、乌合之众的革命。当时，不但政府惊慌失措，杜马以及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连最激进的政党和冒险分子也大感意外。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说，革命的消息犹如冲天霹雳；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说是“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革命前夕，左倾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不只一次开会，讨论形势变化。说到革命，即使在这时，有人还认为要等上三十年，有人则认为要等五十年，理由是面包风潮并未触及群众的实际利益。一个月前，身居苏黎世的列宁对瑞士青年发表演说时，说“我们这些老头大概是活不到发生革命的那一天了”；二月革命对他来说，当然是“料想不到的奇迹”。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觉察不到革命临近的危险，在接到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还不耐烦地说：“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了，我根本无需回答他。”

十月革命也如此。

本来，二月革命已经发生，正如其后访问苏俄的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形容说的：“这是一个毁灭的时刻，社会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临时政府代替了沙皇政府，但是持续参与欧战，延缓改革，根本无力改变一个沉滞而混乱的局面。布尔什维克要重新发起革命，根本无从措手，意想不到的是，被动员上前线作战的军队大败而归。形势完全与1905年革命时相似。契机出现了。十月革命简直不费气力就获取了政权。

事后，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被迫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

中国辛亥革命同样纯属偶然。

武昌起义，当天的情况，领袖孙中山黄兴们一无所知。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餐馆里打工，一个朋友得知国内革命的消息，赶紧跑来告诉他，进门便高喊道：“逸仙呵，不要洗盘子了，回国当总统吧！”

英国史学家泰勒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说到以其成熟性偶然性而轻易取得成功的革命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849年德勒斯登（德国）革命、1875年波隆那（意大利）革命。这系列革命，包括后来的许多革命，都是因为某个契机，一个“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的偶然出现而发生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情况有所不同；经历了几近三十年的武装斗争，革命明显带有内战性质。所谓契机并不明显，除非把日本侵华算进这里面。

阿伦特指出，由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全新的角色“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伟大和辉煌，并非因为酝酿革命、发动革命、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而已。他们实际上只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的观察者，却很少或者说没有资格去促进和引导这种分化；几乎没有一场革命的爆发，要归功于他们的活动。情况通常是相反的：是革命爆发，从牢房、咖啡馆或图书馆中解放了他们。阿伦特说，大多数革命的爆发都令革命家集团和党派大吃一惊，他们惊诧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人。她援引托克维尔观察法国1848年革命得出来的结论，说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于胜利之诧，不稍逊于失败者于失败之惊’。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
（電報反共群組與反共頻道反共頻道：本頻道所有推送的群組(群主與群管理)需要認同兩點共識：
第一，支持武裝消滅黃俄
第二，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偽政權及一切附屬組織，偽法律，價值觀。
鏈接 https://www.tg-me.com/anticcpontelegram）
斯考切波认识到，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既然不能充分预测，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采用任何单个政党、阶级或组织活动的视角来破译革命都是不恰当的，不管它们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引霍布斯鲍姆的话说：“演员在戏剧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戏剧家、制作人和舞台设计师。”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那些过分强调意志和主观因素的革命理论，应当谨慎看待。

蒂利将革命形势的出现，描述为各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联合行动，有预谋地挑战现存政府统治权的结果。斯考切波认为蒂利的这种观点带有过于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主张用“接合”（conjuncture）——指由各种因素决定、而且并非有意识地相互合作（或有意识地革命）的过程和群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观念解释社会革命的由来。在她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

斯考切波还引用了杰里米·布莱切的话：“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温德尔·菲力浦斯也曾指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发发生的。”

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革命出于历史的必然。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说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他说：“同任何其他事件相比，革命最少偶然性。革命虽然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但它毕竟是对长期努力的一种补充，是十代人所致力的事业的突然而剧烈的结束。”

他注重的是累积的过程。

哈利迪以一种统合的，或者可以说是折衷的说法论及相关的革命观点。他这样说：“社会行动问题以及意图与结果的关系绝非革命所特有，该问题贯穿整个现代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然而，就革命而言，有关该问题的争论与众不同、十分尖锐，涉及革命者及另外一些人。前者夸大国内外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潜力，后者则强调结构性的先决条件，并争辩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见解都是不充分的。”

在他的归纳中，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但无论偶然性或必然性，所指都属客观性质，而与主观因素无关。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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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等待契机
(2016-03-23)
林贤治


不满是久积的柴薪，当它未及自燃的程度，便需要火种的点燃。这引火物，或引火的瞬刻，我们称为革命的契机。

每一个为旧制度所阻拒，未能进入“体制内”的社会阶级或集团都会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若要期待这种革命倾向明朗化，并达至高潮，就必须经历引发的阶段。引发就是寻找契机。契机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情势使然，是偶然性的发现。寻找契机看似“守株待兔”，所“待”实际上并非是消极的，“守”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准备、警觉和搜索。

这里存在一个“政治机会结构”问题。

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的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说到偶然性的作用：一只嚎叫的狗、去喝酒的时间早或晚一个小时、当时就读或留下第二天才读同一封信，都决定了一次奇袭的结果。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古希腊伊巴密浓达和派洛皮德将军对底比斯的控制，以及阿卡亚联盟统帅亚拉图对他的出生地西息昂的控制。

在革命史上，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倾向于相信革命的偶然性。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到法国大革命：“我曾想过，如果没有王后，也许就没有革命的爆发，也就不会出现武力冲突。国王将会与他的头脑清楚的谋臣们一起共进退。”至于美国革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在茶叶上征收的两便士的茶叶税，竟然因此改变了所有人民的生活。”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俄历）发生的契机，是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的面包一时脱销的缘故。2月23日，彼得格勒居民为此上街，接着引发大规模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组织，26日下令解散，杜马不但抗命，而且在乱局中要求沙皇退位。3月2日，随着沙皇退位，临时政府随即成立。至此，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宣告结束。

在历史家看来，这应当是史上最为自发的、无领导的、乌合之众的革命。当时，不但政府惊慌失措，杜马以及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连最激进的政党和冒险分子也大感意外。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说，革命的消息犹如冲天霹雳；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说是“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革命前夕，左倾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不只一次开会，讨论形势变化。说到革命，即使在这时，有人还认为要等上三十年，有人则认为要等五十年，理由是面包风潮并未触及群众的实际利益。一个月前，身居苏黎世的列宁对瑞士青年发表演说时，说“我们这些老头大概是活不到发生革命的那一天了”；二月革命对他来说，当然是“料想不到的奇迹”。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觉察不到革命临近的危险，在接到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还不耐烦地说：“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了，我根本无需回答他。”

十月革命也如此。

本来，二月革命已经发生，正如其后访问苏俄的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形容说的：“这是一个毁灭的时刻，社会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临时政府代替了沙皇政府，但是持续参与欧战，延缓改革，根本无力改变一个沉滞而混乱的局面。布尔什维克要重新发起革命，根本无从措手，意想不到的是，被动员上前线作战的军队大败而归。形势完全与1905年革命时相似。契机出现了。十月革命简直不费气力就获取了政权。

事后，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被迫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

中国辛亥革命同样纯属偶然。

武昌起义，当天的情况，领袖孙中山黄兴们一无所知。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餐馆里打工，一个朋友得知国内革命的消息，赶紧跑来告诉他，进门便高喊道：“逸仙呵，不要洗盘子了，回国当总统吧！”

英国史学家泰勒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说到以其成熟性偶然性而轻易取得成功的革命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849年德勒斯登（德国）革命、1875年波隆那（意大利）革命。这系列革命，包括后来的许多革命，都是因为某个契机，一个“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的偶然出现而发生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情况有所不同；经历了几近三十年的武装斗争，革命明显带有内战性质。所谓契机并不明显，除非把日本侵华算进这里面。

阿伦特指出，由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全新的角色“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伟大和辉煌，并非因为酝酿革命、发动革命、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而已。他们实际上只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的观察者，却很少或者说没有资格去促进和引导这种分化；几乎没有一场革命的爆发，要归功于他们的活动。情况通常是相反的：是革命爆发，从牢房、咖啡馆或图书馆中解放了他们。阿伦特说，大多数革命的爆发都令革命家集团和党派大吃一惊，他们惊诧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人。她援引托克维尔观察法国1848年革命得出来的结论，说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于胜利之诧，不稍逊于失败者于失败之惊’。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
（電報反共群組與反共頻道反共頻道：本頻道所有推送的群組(群主與群管理)需要認同兩點共識：
第一，支持武裝消滅黃俄
第二，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偽政權及一切附屬組織，偽法律，價值觀。
鏈接 https://www.tg-me.com/anticcpontelegram）
斯考切波认识到，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既然不能充分预测，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采用任何单个政党、阶级或组织活动的视角来破译革命都是不恰当的，不管它们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引霍布斯鲍姆的话说：“演员在戏剧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戏剧家、制作人和舞台设计师。”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那些过分强调意志和主观因素的革命理论，应当谨慎看待。

蒂利将革命形势的出现，描述为各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联合行动，有预谋地挑战现存政府统治权的结果。斯考切波认为蒂利的这种观点带有过于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主张用“接合”（conjuncture）——指由各种因素决定、而且并非有意识地相互合作（或有意识地革命）的过程和群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观念解释社会革命的由来。在她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

斯考切波还引用了杰里米·布莱切的话：“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温德尔·菲力浦斯也曾指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发发生的。”

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革命出于历史的必然。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说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他说：“同任何其他事件相比，革命最少偶然性。革命虽然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但它毕竟是对长期努力的一种补充，是十代人所致力的事业的突然而剧烈的结束。”

他注重的是累积的过程。

哈利迪以一种统合的，或者可以说是折衷的说法论及相关的革命观点。他这样说：“社会行动问题以及意图与结果的关系绝非革命所特有，该问题贯穿整个现代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然而，就革命而言，有关该问题的争论与众不同、十分尖锐，涉及革命者及另外一些人。前者夸大国内外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潜力，后者则强调结构性的先决条件，并争辩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见解都是不充分的。”

在他的归纳中，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但无论偶然性或必然性，所指都属客观性质，而与主观因素无关。



——摘自《革命寻思录》

BY 師共長技以滅共